我的大伯叫侯殿选，他生于1927年4月。1938年7月间，抗日战争的硝烟烧到了山西平遥县城，祖祖辈辈在平遥古城居住的爷爷带上奶奶和三个儿子，向西无目标地逃难，逃荒要饭走了12天，过了黄河，腿肿的实在走不动了，就落脚到绥德县靠近山西的义合古镇上。

逃难的人，初来乍到，没有投靠之处，爷爷只好居住在镇子郊区一孔废弃的破窑洞里。废弃的窑洞多年不住人，爷爷就垒了些碎石头，用泥巴刷了一下，借的两块被褥，就算安身了。

镇子上，5天一个集日，方圆四、五个乡的村民到镇子上交易日用品。爷爷看到这个商机，就在镇子上简单地摆了个杂货小摊。11岁的大伯一边在私塾里学习，一边在遇集市时，帮爷爷打理生意。陕北的气候冬季比平遥要低15度多，这年冬天，大伯脚冷得穿不上鞋，手冻得指头都弯不回来，破旧的被子晚上一整夜都把脚都捂不热。就这样，几乎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艰难度日。

大伯从小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他立志要做一个好少年，为生存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做点事。12岁那年，大伯看到驻扎在义合镇上隔壁一个炮兵连的《解放日报》，他了解到全国边区的大事，感兴趣的内容他就摘录到自己的小笔记本上。1942年义合基本解放，革命老区支援抗日前线的战略物资都要通过义合送往山西抗日前线。爱学习的大伯把《解放日报》、红区的战事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摘录下三本，这小小的笔记为他后来参加革命有着很深的影响力。

1943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多年抗日战争的动乱，粮食和物资十分缺乏，一斤小米只能换一盒火柴，大家就用火镰打火。当时15岁的大伯懂得了革命道理，驻扎在义合黄河防线的步兵营，只要战士们买火柴，他都照本卖。1944年，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义合东区片为了大生产运动作动员讲话。当时作为民兵的大伯还作了笔记，习仲勋书记讲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一是与勤务员变工，种菜、种粮，完成6斗小米的种植任务，保证个人蔬菜的全部自给。二是自己多做一些勤务工作，让勤务员纺毛线，自己坚持每天捻一小时毛线。三是在节约方面做到不抽纸烟、改抽旱烟，自己动手编麻鞋穿。冬天只烧炉子不烧炕，并提前半个月停火，办公用品要节约三分之二。（摘自侯殿选回忆录第10页）习仲勋书记的做法感动了义合东区片所有的参会人员，大家纷纷参加到生产节约运动中来。

这一年，义合基干民兵每人发一支红缨枪，有的发一把大刀，由驻地部队的班长培训民兵。有个排长叫郑大勇，他是江西兴国县人，一路跟随毛主席长征来到陕北，他不知参加了多少战役，常在义合西门滩给民兵们讲革命战争故事。他的事迹激励了很多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就在这年，17岁的大伯开始为驻扎在义合的部队送鸡毛信，信封上插一根鸡毛的信，需要白天必须送到，插两根鸡毛的信，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要火速送达。送信最多的是吴堡黄河城防部队，还有绥德地委警备区司令部。义合是延安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地，信件往来较为平凡。1944年秋，送了半年鸡毛信的大伯，光荣地参军到绥德地委警备司令部新华军需处复兵役。他的任务就是将陕北子长、延川、清涧、米脂、子洲、米脂等县的抗战物资集中登记，用骡马运送到吴堡，上船过黄河，运到山西临县碛口地下军需处。当年，就绥德一个县，募捐抗日救国粮5687石，捐银两55610元，给守河防三五九旅做军鞋3000双，编草帽1800顶。（摘自《绥德县志》）抗日物资运送都是夜间行动，大伯他们配备一个班的人马，一天一夜要准时把物资送到黄河口岸，卸货后，躺在架子车上简单地睡一会，又要往回赶。一年多的物资运送，他们班与虎焉村、石堆山村等拦路抢劫的土匪们激战10多次。他们一个班10个战士，与40多个土匪激战，土匪们一次都没得逞过，抗战物资从来没有丢失过。大伯曾感叹地说：“陕北群众为抗战募捐的粮食、物资，打日本鬼子，而土匪不管是什么，见了就抢，真没良心。”抗战以来，绥德县城留守的兵团主力全抽调到黄河一线，后方相对空虚，因此，土匪比较活跃。陕北23个县当时有40股约4000多人的土匪。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大伯随部队过黄河在山西临县军需处继续筹备物资，以前的军需品是打日本鬼子，后来筹集的物资是打国民党军。

1946年5月，大伯被抽调到山西吕梁军区野战部队，他熟悉后勤保障工作，继续筹备弹药军需品，为解放战争做准备。1947年秋，他参加了运城战役。在攻打运城时，他们的运输车被炸毁，班里的战士每人扛一箱子弹、一箱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硬是把弹药送在阵地前沿。刚把弹药送到战壕，一颗炸弹就在距离大伯15米处爆炸，随行的运输排刘排长与大伯一起被爆炸的冲击波埋在战壕里。半小时后，他们二人才从土里爬出来，刘排长压在大伯身上，受了重伤，大伯的胳膊受了轻伤，轻伤不下火线，卫生员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大伯又去搬运弹药。重伤的刘排长用担架抬走抢救。1947年6月，吕梁军区部队为围攻太原做准备，熟悉后勤的大伯被抽调到吕梁军区军用被服纱布厂当会计。军工厂大量生产被褥、纱布、毛巾，用于战备。就在这年，我的二伯侯殿汉也从义合镇参军入伍，加入到转战陕北彭德怀所属的三五八旅通讯连当通讯员。

1948年2月，大伯离开了军用被服厂，抽调到太原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直至太原解放。就在这年大伯火线入了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伯算识文断字人员，需要充实到地方搞经济建设。他被转业到山西省离石县人民银行工作。到地方后，他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用部队的作风要求自己。四年后，被提拔为科长。1954年他调任山西榆次市人民银行任科长。1960年他被提拔为榆次市人民银行行长。1964年全国金融系统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伯是山西省金融界被表彰两名同志中的其中一位，受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的接见，并与他们合影留念。1988年离休。

大伯离休后，不忘家乡，不忘党恩。当时月离休费仅500元，他省吃俭用为家乡义合镇杨家渠村捐款1万元用于修桥；又为义合中学捐图书价值1.5万余元。2008年汶川大地震，他捐款1万元；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他捐款1万元；2017年他为山西晋中市贫困学生援助3万元。在离休的15年内，他把积攒的10万多元工资全部捐赠出去。大伯在银行行长职位上任职28年，5个子女一个也不在金融界上班，全是下放插队劳动进入工厂、部队。在子女们婚姻上，他要求旅行结婚，不收礼金，不办婚礼，5个子女结婚全是这样。

大伯曾对我说：“我们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能活到今天，一定要对的起死去的战友。”大伯的一生兑现了他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