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为宦的人，许多人走向失败。有的原因很清楚，无非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等，有的却是不明不白稀里糊涂被罢免官职。其“软原因”无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处理得是否好，做事是否与时代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败的原因时，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昏、傲、贪、诈。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过去曾把居官四败、居家四败写在日记中自警。现在怕时间久而遗忘，再次写在这里。与前次稍有不同。居官四败是“昏、傲、贪、诈”即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居家四败即“妇女奢淫之家败，子弟骄怠之家败，兄弟不和之家败，侮师慢客之家败。”认为一个走向仕途的人家不违犯这八败，就会做的长久。

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必须力戒“昏、傲、贪、诈”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吴文鹣的信中说：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我今年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目前军营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求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赏。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洋洋得意。

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才能做到事业兴旺。因此曾国藩在军命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久终。皆一一应验。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立功勋，战死沙场。还如说左宗棠“才可独当一面”，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沈葆桢“器识才略，应堪大用”皆无不有所应验。知人之明，部下就不敢胡作非为，一意孤行。曾国藩对陈国瑞问题的处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刘铭传也派到济宁，驻守济宁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暴虐，向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备至，遂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十分恼怒，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将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传铭，刘传铭也不甘示弱。于是两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官司。曾国藩对陈国瑞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火并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便在陈国瑞禀帖上，历数其半生的功与过，并劝其悔过自新，最后与之约法三章：裁军、设防、官衔去‘钦差’字样。无奈，陈国瑞却矢口抵赖。曾国藩便对其进行了三次参奏，终使陈国瑞受到了被撤去帮办军务，虢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的处罚。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立即服从曾国藩的调遣，再也不敢一意孤行了。

至于那些傲狠妄为如安禄山、贪鄙无忌如何和珅，反复多诈如李林甫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曾国藩的为官不败，可以说和他的用人之明、谦谨清廉、坦荡至诚等准则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