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洲，名登瀛，笔名逸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陕西革命的先驱者和陕北共产党的奠基人。他1892年12月23日出生于绥德县，1929年6月18日在被国民党迫害的过程中病死狱中，牺牲时身戴镣铐，全身羸弱，时年37岁。

李子洲同志为革命所建立的功勋，除了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高度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品格，就是他的廉洁和一心为公。正是这种高风亮节，使他无论在何时何地，周围都能聚拢起一批志同道合的时代精英，为实现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同心协力，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苦学明智 在求学路上清心专注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李子洲出生于绥德县城一个小手工匠家庭，他是家中长子，还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一家人经济维艰，困难度日，能够吃饱饭是最大的奢望。因此，李子洲上学很晚，直到十六岁才勉强上了私塾。但他入学后始终勤奋学习，接收进步思想，不断行进在用革命武装头脑的大道上。李子洲在学期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走路的时候背诵先生新教的文章，吃饭的时候回忆学习内容，想尽一切办法“弄”书来读，就连带字的纸片他都不放过。五年私塾，李子洲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12年，李子洲考入当时陕西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三秦公学”。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到陕西民众反日、反袁、驱陆的斗争中去，在校内外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在那样黑暗的年代里，一个中学学生，敢有如此壮举，确实非可等闲之辈。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李子洲在积极追求进步的同时，却因为时常交不上学费的缘故，几次退学回家，是在亲朋好友东拼西凑、四处举债的倾力支撑下，才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书本为李子洲打开了全新的广阔天地，受到的启迪越多越多，眼界阅历越来越开阔，这也让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四万万中国人的命运。他不明白，为什么父辈们勤奋好强，治家有方，还有技艺傍身，日子却是一年不如一年，放眼周遭皆是寥落生息。他痛苦、愤恨、纠结，迫切需要一种光明，一种能够指引他释然茅塞块垒，指引国人走过黑暗阴晦，指引中华挺过风雨飘摇的光明。适逢此时国家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不安，政府腐朽败落，压尽了民脂民膏，革命的烈焰在他心里熊熊燃烧，毅然决定弃学从戎，拯国家于危难，救民族于水火。同年李子洲加入陕北哥老会，打击土匪流寇，保境安民。

投身革命 怀一腔热忱舍己成业

李子洲同志在“三秦公学”的影响下，越发成长为奋发有为、充满革命朝气的进步青年，他的同僚有不少后来都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革命者。1917年春李子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入哲学系。李子洲进入北大学习后，很快因杰出的革命业绩和卓越的才华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爱国先锋和“共进社”的“大脑”。

五四运动中，他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积极参加火烧赵家楼等正义斗争，不久加入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形成了爱国学生声讨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浪潮，以屈武、李伍亭为代表的陕西学联进京请愿。为了鼓舞支持陕西学联的爱国热情，李子洲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捐赠于陕西籍学生，用于他们的食宿和出行之费。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极为节俭，非常刻苦，不吸烟、不喝酒、不进饭馆，花一个铜板都要掂一掂重量。

五四运动后，1920年至1922年，李子洲参与进步刊物《秦钟》《共进》半月刊的创办和陕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的创建，是共进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稿人和发行人，先后发表了《陕西师范学校应改革的几点》《纪念五一》等十余篇文章，被誉为共进社的"大脑"。创办的《共进》杂志及共进社，虽产生的影响深远，因为缺乏经费，众学子慷慨捐赠，李子洲是捐资最多的学生之一。1923年北大毕业后，李子洲受聘于渭北中学，尽管月薪高达九十多块大洋，但他仍像学生时期那样简朴。他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资助《共进》的出版，资助一些穷朋友，资助一些交不起学费和伙食费的穷苦学生。1928年被国民党惨杀的庞诚斋、杨培琪二人，就是该校受过李子洲革命启蒙及经济资助的学生。这些学子不仅受到李子洲的经济援助，也深受其思想和信仰熏陶，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播撒火种 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在榆中从教时，李子洲虽未来得及建立党、团组织，但为在该校建立党组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他主持下，榆中成立了共进社分社，发展了一批社员。在建社资金难以筹措的情况下，李子洲用自己的薪水补助榆中分社的日常支出，并资助困难学生购买学习用品，使他们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李子洲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后，学校百废待举。要将“四师”办成一所全新的学校，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当局下拨的经费，远远无法满足学校的需求，为此学校也欠下了许多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李子洲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工资所得补贴于学校。维修校舍需要钱，购买图书需要钱，购进教学设备需要钱，补助困难学生更需要钱。如此大的资金缺口，李子洲把薪水全贴上，也是杯水车薪。为了实现他的办学目标，满足更多学子的求知欲，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革命人才，李子洲把资金来源瞄准了老父亲当银匠积蓄下来用以养老的银元上。先是借，时间长了，老父亲发现银子总是有去无回，不给借了。不给借了只能偷。老父亲发现家里的银子越来越少了。一次，李子洲怀揣沉甸甸的银元偷偷离家，被早已在后跟踪的老银匠发现并追赶，大喊：“败家子，今天看你往哪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李子洲一边跑一边回答老父亲，“革命胜利了，一定把银子还你！”说毕一溜烟不见了踪影。老银匠气得大喊，“偷了我三簸箕银元啊……败家子！”

李子洲将家里的银元偷出来，大都补贴到“四师”了。除了四师需要钱外，刚刚办起来的平民学校，犹如嗷嗷待哺的婴儿，更需要钱。实在无处可筹了，李子洲不得不把工资的大部分用来资助平民学校了，仅为平民学校办图书馆一项，就花了他的500多元。

1925年夏，刘志丹等被党组织推荐去黄埔军校学习。为了给他们凑足路费盘缠，李子洲倡议教员捐款，并把手头仅有的几十元钱，带头捐了出来。在所有的陕北青年学子中，受过李子洲资助的，何止志丹一人！李子洲当四师校长，月薪百元，几乎没有向家里交过一分钱，更舍不得花一点点。身为校长，始终保持学生时代的清贫和朴素。他也许没有想到，他承诺革命胜利后还给老父亲的银元，竟成老父亲一笔永远讨不回的债务。

李子洲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后，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从到省委至被捕牺牲在敌人狱中，他留下的个人财产仅有一顶旧礼帽，一个文具盒，一块毛毯。旧礼帽是西安搞地下工作时戴的。文具盒是当四师校长时父亲给手工制作的。那块小毛毯，是少年离家时母亲给他的。就是这块毛毯，李子洲在狱中时也留下嘱托，要留给好友王子体。在国民党狱中，因疾病缠身，加之环境恶劣，李子洲身心备受摧残和折磨。与李子洲同狱的难友，被捕前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主任的杜松寿，看到李子洲身体每况愈下，想尽办法给他弄点吃的滋补身体。李子洲发现后说，“不要光考虑我，任何时候，都要想到同志们。”杜松寿要用狱外党的秘密组织“济难会”设法弄来的一些钱给他买点滋补品时，他拉着杜松寿的手说“环境这么险恶，党的经费又这么困难，要照顾大多数同志。这些钱按党的经费使用，作为组织发给难友们的健康费用吧! ”杜松寿认为李子洲作为省委领导，是党组织中的一员，也有权分享这些雪中之炭。李子洲沉痛地说“几个月没交党费了，现在身无分文。狱外的同志们，也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些钱我用来滋补身体，我心里受得了吗? ”不仅如此，李子洲为了帮助难友们度过难关，活着走出牢狱，他考虑再三，决定向时在省建设厅工作的同乡友人李耀卿转借些钱来。在受到他感化的监狱看守的通融下，李子洲把李耀卿送来的100元钱交给杜松寿让他统筹安排，接济狱中的难友们。

未过多久，李子洲终于长眠于国民党西华门监狱中，他借友人的100元钱，又成了一笔永远偿还不了的债务了。就连他身后的寿衣棺椁，也是李耀卿、韩兆鹗等生前友好们设法筹资办理的。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价值和归宿。

李子洲是陕北共产党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卓越的组织活动家和革命教育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青年，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组织武装起义，出生入死，呕心沥血，奠定了陕北革命的根基。他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在陕北大地上发展壮大，他的继承者所创建的红色区域，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李子洲同志短暂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一身，将有限的生命投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堪称共产党员廉洁奉公的典范。他的业绩，他的精神，必将光照千秋，彪炳史册。他的品格和情操，必将受到后人的尊崇和景仰。

在学史明智、见贤思齐的新时代，李子洲的这位家乡的革命伟人，用他的事迹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革命的实践者，他当年用满腔热血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革命事业，如今也用他身上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敢担当、勇担当、善担当的品质，鼓舞着我们为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贡献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百年前的陕北黄土地上，走出了一批勤学奋进的有志青年，李子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积极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成为一名共产党人，并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李子洲的事迹鼓舞着故乡的每一个人，没有革命先辈的付出和努力，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今后我们将继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故事。”这，就是我们当代绥德人的心声。（编辑：李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