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来陪陪我吧。”母亲说。我们之间是一根看不见的电话线，一根电缆、光缆，或者只是看不见的电波。总之，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清晰、果断、决绝，就像她每次对我说，“变天了，再加一件衣服。”

之前，她再次住进医院但没有告诉我，我只知道，第二次化疗诱发了严重的带状疱疹，为此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但面对她的病情，全省最权威的专家也束手无策。那次，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勉强可以进食，疼痛也减轻了一些。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母亲的脸上满是吃惊，当然，我没有告诉她五天后我就得返回北京工作。

临走那天，母亲坚持从卧室挪到客厅，我用一床毯子盖在她身上。在一堆纤维织物下面，她的身体几乎化为无形，“消瘦”是近两年来我每次见她就想脱口而出的。当我们都清楚，这种无名状的消瘦是癌细胞的作用后，便不再轻易谈论这个问题。只是，母亲的脸庞始终都很饱满，肉感化解了她略有些方的脸庞，尤其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倒显得比年轻时更加丰盈而又风韵绰约。

我们对坐，母亲就那样看着我，像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她始终不说，只是听我七拉八扯地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我从来就怕她不说话地看着我，因为她不说，我也知道她心里的想法，“别走了，你一走家里就只有我自己，太冷清、太孤单。”即便在心里，母亲也不会说，“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自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她就想要创造奇迹，她一辈子都在跟命斗，出生在战火纷飞中，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上学晚但立志做个医生。整个大学时代，胃出血、神经衰弱、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营养不良，让她更像弱不禁风的林黛玉，但后来却成长为一名雷厉风行的妇产科大夫，一个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的主妇。当我都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还有她的追求者感慨道，母亲本该是赋诗葬花焚书稿、多愁善感的样子。其实，母亲最不耻的就是向别人示弱。

是离开的时候了，我俯下身浅浅地抱了抱她的身体，她顺势拉住我的手。母亲的手依然有劲，那种劲儿不是干粗重的活练就的，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和反对的力量。但她很快松开了，我转身走向门，开门关门，逃似地离开家，我连回身看一眼楼上窗户都不敢。此时，母亲已经不能自主地起身走向阳台，像以往一样，看看是谁开车送我，看看我是不是回身挥手。十年前，我来了北京，母亲都极少去机场送我，我们都不喜欢送别，不论走多远走多久。我是母亲唯一的孩子。我们相距三千公里。她现在病入膏肓。这些公司都清楚。花了半年时间准备的项目昨天刚刚敲定，我是项目组成员之一，这些我也很清楚。我和老板面对面坐着，我们年龄相仿，也都远离故土。最后我们各退一步，我回家陪母亲，但尽量确保有半天时间在网上处理工作。这是权宜之计。

睁开眼睛，窗外是冬日的艳阳，但屋里有些冷，我已经不习惯没有暖气供应的冬天。继续赖在被窝里，每一分钟都在挣扎。母亲七点钟准时起床，她一直遵守这个作息。

进到隔壁卧室时，母亲正在穿衣服，动作与动作之间都有一次不短的停顿，确保均匀的呼吸。然后，我扶着她一步一步地挪到卫生间。毛巾在滚烫的热水里浸湿，然后拧干，我的手指透过冒着热气的毛巾一寸一寸地划过母亲的身体，在缺少油脂而干燥的皮肤下是清晰可见的脊柱和肋骨。松垮的皮肤疲倦地下垂着，镜子里能看到同样松垮干瘪的乳房——那个曾经丰满、光洁的身体痛苦地佝偻着、吃力地喘息着。

换上干净的衣服，母亲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因为放疗已经脱落得所剩无几。母亲把玉兰油润肤膏在脸上均匀地涂抹开，再一次环顾着镜中的自己，“还没有脱颜变形，哈！”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搀她回卧室，重新躺下。

早餐是嫩滑得吹弹可破的蛋羹，母亲的一日三餐都只能由我做好端到床前，然后再一同进餐。三十年前，同样的一幕曾经发生在某家医院的病房，那时病床上躺着的是父亲，无数个休息天里，我们一家三口在那间单人病房里吃最简单的饭菜，但其乐融融。三十年后，病榻上的母亲竟与她的爱人在身体的同一部位长了同样的肿瘤，只是病床前的我已经从一个中学生，长成了一个中年人。

吃过饭，母亲倚靠着床榻，正午的太阳照进来，满满一屋阳光。我坐在飘窗的窗台上，太阳烘烤着身体，暖洋洋地让人昏昏欲睡……

对一个确诊时就已经是晚期的肺癌患者来说，在经过了所有可能采用的治疗方法之后，还存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已经是个奇迹了。

此刻，满屋子都飘荡着我对母亲的思念。(责任编辑：于洁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