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安徽省滁州地委组织部奉命选调10名干部进藏，支援边疆地区建设。那时，我从部队刚回到地方工作，结婚成家才两个多月，便响应组织号召积极报名，被批准进藏。

记得那年5月15日晚，我们从蚌埠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才到达各省援藏干部进藏的集中地——甘肃省西端的柳园镇。我们同去的援藏干部又分两批，转乘7辆大客车从柳园出发，沿青藏公路向拉萨前进。经过17天4900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拉萨，被安排住在西藏自治区第三招待所。值得骄傲的是，山东省援藏干部孔繁森曾和我们一起听报告，他休息的时候还给我们照过几张相。

6月5日，我们分乘几辆汽车，到了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日喀则地委组织部安排安徽、山东和陕西援藏的同志集中在日喀则地委食堂餐厅学习，孔繁森又与我们坐在一起学习了三天。

之后，领导宣布了援藏干部的工作安排，我被分配到昂仁县纪委工作。昂仁县高寒缺氧，环境恶劣。这里生活条件差，副食品匮乏，县里不通公共汽车，机关干部到各区开展工作主要是骑马。1980年秋天，我参加县里组织的工作组去边远牧区帮助当地干部群众搞秋收分配，途中在山上露营。为对付时常出没的狗熊，我将步枪子弹推上膛，枕在头下睡觉。由于气候寒冷，早晨醒来，被子上覆盖的塑料布满是冰霜。从查孜区到措迈区途中，为节省时间抄近路，我们牵着马翻越了6100米高的乌祖拉（藏语意思是勉强可以通过）雪山，心理和生理经受了一次挑战和考验。在昂仁县工作之余，我还发挥过去在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特长，积极为《西藏日报》撰写稿件。1984年1月，我写的6000多字的《昂仁县简志》（配了两幅图片），被《西藏日报》采用。

当地政府和藏族干部处处关心援藏干部，尽可能改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每月除了供应我们大米和白面，还多供应半斤菜油，并发给我们办公桌椅、铁皮床、炉子等物品。我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昂仁县工作期间，虽然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我们援藏的同志没有一个叫苦叫累。1984年8月10日，当我完成了援藏工作任务，与其他同志离开昂仁县时，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同志与群众来送行，给我们的脖子上挂满了哈达，藏族县长顿珠亲自带车，从县里一直把我们送到日喀则，那依依不舍的感人场面令人至今难忘。

去年五月，我陪爱人出差去西藏林芝，顺道去了拉萨、日喀则，还到了我阔别近30年的昂仁县，亲眼见证了那里的发展与变化。在西藏工作与生活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艰苦的环境磨炼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后来我克服一切困难、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