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首辅张居正讲过一个故事：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有个兵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小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小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可见，小吏也是得罪不起的!

无独有偶，《清稗类钞》记述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安康（史书上说他“荷父庇荫，威行海内，上亦推心待之，毫无肘掣”）有一次打了胜仗回来，到户部奏销军费，部吏竟向他索要一万两银子的好处费，福安康大怒：“你敢向我索贿？”。部吏说：“我哪敢向大人索贿呢？其实我是为您着想。您现在打了胜仗，皇上很高兴，报销的奏章递上去，很快就会得到批准。但户部的会计才十几人，而您的账簿有好几麻袋，等我们全部核对好数目，恐怕要一两年，到时候皇上的热情已过，会不会爽快批准就难说了，不如赶快做好。但要快就需多请人手，要多请人手就需多花销，所以我才向福大人伸手要钱嘛。”福安康只好给了部吏一万两银子。由此得知，“小官”不可小觑！

时下令人诟病的一些关键岗位的科股长、微不足道的街道乡村干部，他们利用工程建设，大肆贪墨；他们盯着补贴款项，雁过拔毛；他们身居关键岗位，以权谋私……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不怕官大，就怕管上。作为权力运行的终端，“小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他们身处权力的神经末梢，掌握着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权力，即便是小会计、小科员、小村官、小出纳，或多或少都有人、财、物、事权，可以卡人咽喉、乘机寻租。可现实中，监督的重点往往放在“一把手”和手握重权的高官身上，对一些手握实权的小官难免会有疏漏。可是，一些“小官”看似不起眼，实则有“来头”、会“搞头”，他们往往处于管钱、管物等要害部门或关键岗位，极易发生钱权交易。一旦主观上动了贪念、客观上缺了监督，腐败就极有可能像野草一般疯长。由于不被关注，其贪腐的隐蔽性更强，一旦发现，很可能是“蚂蚁搬家”，已由“苍蝇”变成“老虎”。因此，权力无论大小，都要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现有的监管机制对一些小职位、小官员约束力偏弱，制度的篱笆过松过宽、“牛栏关猫”，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且受制于用人机制中的流动性差，有一些“小官”长期占据关键岗位，其中的“机关、门道”外人不得知也。倘若自身抗诱惑能力不强，加之有所图者的围猎，难保会不“出轨”。因此，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理应对症下药，不断健全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扭紧、抓牢权力的关口，为基层“微权力”量身打造制度的笼子，迫使其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在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今天，我们不能再以级别高低和职位大小来区别对待贪污腐败。腐败的要害，不在于级别的高低，而在于权力的异化。再小的苍蝇也是苍蝇，一样会营营叫嚣，损毁环境。即使官职再大，如果加以严密防范，贪污之路也难以成行；即便级别再小，倘要是缺乏有效监管，那么也会步入贪腐的歧途。只有强有力的监管，才能保障权力的良性运转，才能封堵大小官员们“伸手”，才能维护基层民众的切身利益，才能提升党和政府在基层民众心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