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旦步入官场，就等于入了“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慨到无用武之地。而曾国藩却是个例外，他由一介书生而成为一个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就连毛泽东一生都“独服曾文正”，可见其不凡。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只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等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世之中也有另外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敢”字。他的“敢”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切中要害，恰到好处。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渐沉沦萎靡，人才寥落。据说道光宠臣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明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如此看来也难怪道光一朝政治风气江河日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随波逐流之时，他却挺身而出，是何等胆量。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清利弊、官场积习、民生疾苦，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针砭事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中，最具有胆识的，莫过于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扭转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态度。这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以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端，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致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保全功名富贵，也绝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就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这条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以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初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加之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被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直言，命兼署刑部侍郎。

此疏表现了曾国藩的耿耿忠心，而咸丰皇帝也从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的担当、抱负，可以委以重任。金梁所撰《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