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政务服务也要随着经济结构变化和新旧工作任务变动不断调整。提高政府效能，优化服务意识，是政府不懈努力的方向，当前，“放管服”改革应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导向又不拘泥于结构变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与支持。

“放管服”改革通过优化自身运行模式重塑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与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结合改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是促进政府自身不断完善的重大举措。当前，“放管服”改革在各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方向不明、重点不突出，对外市场导向作用不强、对内公共服务的部分职能落实不到位，突出反映在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监管不到位和监管乱作为并存、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尚未完全形成，与企业和民众的期待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相关部门需加强对“放管服”改革的指导与规划，进一步完善“放管服”改革的布局，把握好方向重点。

就哲学层面来说，“放管服”改革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想要弄清上层建筑的方向，就要明确当前经济基础构建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发展壮大新动能”和“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位列供给侧改革任务的前两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调整经济结构，就是从传统的支柱性产业向未来支柱产业转型。其中，传统支柱产业，以产能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为代表，未来的支柱性产业主要有三个，即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即经济基础构建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降级，就是将过剩的传统支柱性产业降低为一般性产业；一个是升级，就是将新兴产业上升为未来支柱性产业。

经济基础确立了战略方向后，“放管服”改革便需以结构调整为导向，协调推进、重点突出。第一，“放管服”改革要能促进传统制造业变革。督促企业创新，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对于没有市场竞争力的部分产能及时淘汰一批。第二，“放管服”改革应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为新兴企业技术突破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便利，为新兴市场需求的实现提供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第三，“放管服”改革应为服务业的发展留有空间。日本学者三浦展在《第四消费时代》里指出，自1912年起可分为四个消费时代，第一消费时代，是少数中产阶级享受的消费；第二消费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消费；第三消费时代，消费的个人化；如今日本已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即重视“共享”的社会。而从第三消费时代到第四消费时代转变的一个特征就是从“物质”到“服务”的转变，或对人更为重视。告别了“购物使人幸福”的时代，人们开始追问“除了物质之外，什么才能使人感到真正的幸福”。第四，“放管服”改革应为现代制造业开辟新空间。传统制造业偏重于民生部类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现代制造业更多侧重于工业企业机器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过程，改革要为现代制造业新的四大循环过程的建立提供及时的便利与支持，以免错失战略机遇。

综上，“放管服”改革需以经济结构调整为导向，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推进方向，从而促进高质量政务服务的实现。此外，还需强化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督，切实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益，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公平可及的服务，反过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