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性锻炼，坚持党性教育，对每一名共产党员来说，都是永恒的话题、永远的课题，丝毫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就可能松动，为人处世、言谈行为就可能跑偏，干出一些违背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利益的违规违法之事。下面，我就侧重于党性教育方面的收获与感悟，谈点个人的粗浅认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时期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派出人员到延安偷偷观察中共领导下的延安生产、备战、学习、生活情况。而后回来向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汇报说，中共领导下的延安边区的场景正如华侨陈嘉庚描述的那样，军民同心，官兵平等，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就连他们的最高首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衣、食、住、行跟普通群众没什么两样。凝视着窗外的宋美龄沉默片刻后说，相信你们说的都是事实，那也是他们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那时候的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党性教育，清楚它的重要性与深远意义，毛泽东就多次强调脸是要经常洗的、房子是要经常打扫的，并形象地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所以才有了在延安考察生活了8天的陈嘉庚得出的“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预言。而宋美龄深知人性的弱点，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不可以在马上治天下”，革命党容易做到廉洁奉公，但执政党就难以做到廉洁从政。一旦放松了党性教育，品尝了权力好处的执政党人就很难再做到秉公用权、两袖清风，这种事例举不枚举。由此可见，党性教育也应永远在路上。

1864年，当湘军在曾国荃的率领下攻破天京，太平天国王朝行将就木，湘军挽回奄奄一息的大清江山，其功业不言而喻。那时的湘军士兵趾高气扬，甚至已滋生了狂妄气焰，有些冲进南京城的士兵乘乱胡作非为，洗劫金银、欺侮妇女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曾国荃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面对清廷言官的种种猜忌言论与怀疑，湘军内部暗流涌动，一种不做韩信第二、直接把老佛爷那个女人掀下马的意见和论调此起彼伏。情急之下，曾国藩立即给其弟修家书一封：“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处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看了信的曾国荃，犹如醍醐灌顶，心里豁然开朗，理解了哥哥的良苦用心，马上严明军纪，严肃军规，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及军队所有士兵，保证了湘军免予一难，成就曾家兄弟全身而退的不朽功业。可见，连不懂马列主义的封建士大夫曾国藩都深知经常性的教育和提醒对领导者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对执政大权的当政者就尤为重要，所以才有他对弟弟的及时教诲提醒。而如今，中央明确要求“两学一做”常态化、经常化，这就是党性教育也应永远在路上的可靠保证与有力体现。

东汉时期，调任东莱太守的杨震赴任路上途经昌邑留宿，当地县令王密正是以前由他举荐而为官。由于杨震当年对王密有知遇之恩，所以王密晚上到杨震下榻的房间拜望叙旧，在离开时奉上10斤白银的厚礼来表达对他的感恩之情。杨震坚决拒绝，王密说，这夜深人静，加之又无第三者，绝对安全，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杨震义正辞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无人知道，这就是著名而流传久远的“四知”故事。“四知”故事反映的是强烈的行动自觉，体现的是高尚的品行修养，集中表现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做人做官的良好操守，今天读来也倍感钦佩。“四知”故事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党性教育也应永远在路上？就是要时时处处牢牢把控好“三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坚持慎言慎行慎独，切实守住“三线”（道德高线、纪律红线、法律底线），画好自己的人生蓝图，永葆共产党人的应有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