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党的优良作风之一。而这种工作作风，在拥有 70 余年革命生涯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习仲勋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贯穿于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在党的百年生日之际，回顾他主政绥德期间的调查研究工作，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意义不可低估。

1943 年 2 月，就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发民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发展总方针，上任伊始，即对绥德分区的财经状况进行深入调查，从而得出“倡导小手工业，稳固工商业，全力发展农业”的大生产运动指导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广大农村掀起农业生产运动高潮，上任未满一月，即决定在距离绥德城西二十里路的沙潍坪区一乡郝家桥村进行考察，出发前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同去农村的同志召开会议。习仲勋讲明这次下乡蹲点的主要任务是领导春耕，发展生产，同时要搞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以此推动绥德县及至整个分区的大生产运动。他结合自己多年搞基层工作的经验，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及所遵循的几个原则，特别叮嘱：党的干部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在为期一月的郝家桥调查中，调查组明确分工，分别就村中农业生产、减租减息、政权建设、群众生活、妇女纺织、南下移民、文化教育、拥军优属、自卫军建设及二流子改造等方面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习仲勋直接参与了村中的一些重要调查研究，主持了好受苦人评选活动，帮助村民制订了家庭生产计划，直接推动了该村春耕生产。

后因公务繁忙，习仲勋等先期返回绥德城。但郝家桥的调查研究并未因他的离开而停止。遵照习书记的指示，留下的相关人员继续就村中变工、农作法、纺织、移民等事项进一步调查，至当年年底，共形成调研报告 8 篇，新闻通讯稿 30 余篇，全部公开刊登于地委机关报《抗战报》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其中的调查报告 5 篇，分别是县妇联主任张力撰写的《绥德妇女纺织中的变工》，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的《谈夏收》、《记两个变工队》、《谈锄草》，解放日报驻绥记着田方的《移民问题》。这些调查报告的形成，对于区域乃至全区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仲勋返回绥德后，领导全区的整风运动。同年 5 月 4 日，在传达西北局高干会会议精神的一次地委会议上讲到：“实事求是是党的优良作风，也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实践证明调查研究是最有效的途径。共产党人要重视调查研究，更要善于调查研究。每一个干部，都要学会搞调查研究，这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也是你们走向成长的重要途径。”他不仅这样讲，也是这样做的，他重视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无疑起到了榜样作用。

郝桥调查还未结束，第三次机构精简工作又在边区各地展开。这项工作在绥德开展之前，习仲勋首先听取了参与并领导前两次精简工作的副专员杨和亭和地委秘书长安志文有关前两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汇报。之后，按照相关的组织程序，地委下达通知，启动第三次机构精减工作。在地委机关，召集地委常委会研究干部配备问题，各部（处）人员初步拟定后，提交常委研究决定。对于有争议人员的去留问题，被精减干部的反响，习仲勋不仅仅听取汇报，而且也十分注重侧面了解干部，注重从干部中了解干部，善于综合全面考察干部的才干和品行。借此机构精简的机会，习仲勋特别留意把有实际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且在干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干部放到重要工作岗位。裁减人员，首先在组织观念差、无责任心又自私自利的人员中考虑。各县县委也按照地委指示，展开前期调查工作，并将子洲县作为试点。

机构精减工作必然会涉及到各机关人员压缩，必然有部分人要降级使用。降级使用，往往在情面上让人难以接受。吸取前两次机构精简中因人员缩减去留不当而导致干部怨言较多，从而影响工作的教训，为了了解基层精减工作的状态，掌握这一工作实施后干部的反响，当年初夏，习仲勋借去绥德西川检查夏耕夏收工作之际，专程来到双湖峪镇西川县委，在县委书记白清江的配合下，检查调研了县委机构精简工作进展情况。当得知县委在动员大会之后县委常委分工到各区具体领导并参与调查了解干部动态，综合考察干部的工作表现，并征求本人意见，妥善安置缩减人员，灵活机动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稳定了干部队伍，又有效地推动了当前各项工作的情况后，当即肯定了西川县委的思路。回绥后即召开地委常委会，要求各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学习西川县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稳步进行。

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筹划和领导，当年夏天，全分区的第三次机构精简工作落下帷幕。本次机构精简县、区两级由原来的 84 个缩减为 62 个，共缩减工作人员 98 人。除地委、专署个别科室少数干部因整风运动已全面铺开，个人历史未审查清楚而未作安排外，绝大多数各地外来干部均得到合理使用和安置，稳定了广大干部队伍，提高了工作效率，推动了分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绥德的整风审干工作与机构精简工作几乎同步进行。整风至五六月份，自上而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抢救运动”，在绥德“抢救”出数目庞大的所谓的各式国民党特务。最后又自上而下纠偏，扣帽容易摘帽难，那些众多被扣上特务帽子的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要获得甄别平反，做出结论，需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清除不白之冤，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地委成立专门的甄别领导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除了极少数人维持原定结论之处，数以千计的学生、干部、战士、居民，陆续得到纠正或平反。

郝家桥调查期间，习仲勋就十分留意农村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调查中他发现村中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全村近700 人，能读报写信的文化人寥若晨星；全村近 160 名少年儿童，能入学的仅有十几名。即使是行政村的领导班子，诸如行政主任、党支部书记、各自然村村长、自卫军排长、儿童团长、减租委员、调解委员等等，基本上是文盲或者半文盲，5 个乡参议员有 4 个是文盲。郝家桥调查期间发现的著名劳动英雄刘玉厚、纺织英雄高老婆、刘应贞等也都是斗大字不认得一个。村中仅有一所民办公助小学，有教员一名，破窑洞两三孔，学生不足 10 人。就是仅有的这几名学生，大多是村中少数富裕家庭孩子。新政权建立前，少数富家子弟，也不过是在冬闲时上几天私塾（即冬书）。从各县的情况看，农村情况大抵相似。

回到地委后不久，习仲勋召集主管教育工作的专署副专员杨和亭及教育科副科长张肇繁等，专门听取他们关于全区教育状况（主要是学校教育）的汇报，强调教育要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服务，要为大生产运动服务。教育工作要按照边区教育厅的方针，实行教育革新，使教育能与当前的各项工作相适应。并责成专署教育部门抽调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前各类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群众办学经验，扩大教育范围和办学规模，力争在近几年内将绥德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推向繁荣。

遵照地委和专署指示，教育科组成小学教育调查研究组，对绥市南关小学、县立女子完小（即女校）、文庙小学、绥师附小完小及位居辛店的专署干部子弟学校等 5 所公办小学进行为期半月的调查研究，涉及办学规模、资金来源、教员文化层次、学生家庭状况、课程设置及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多个层面，获取了第一手材料。专署教育科依据调查结果，将教员老旧、设备简陋的文庙小学与教员年龄层次低、文化素质较高的绥师附小合并，整合为一所新的小学——实验小学，作为绥德的一所全新的全日制小学。上报材料很快得到地委的批准，习仲勋特批示，要求将实验小学办成绥德的一所模范小学，成为全区公办小学教育革新的样板，以带动全区的教育革新工作。

不久，习仲勋再次召集专署和绥德县教育科骨干成员，根据绥德分区的具体情况，就如何普及小学教育展开讨论，他强调指出：“就绥德目前的财力和物力，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普及公办小学，尚不具备条件，我们还是应该鉴借边区各地群众办学经验，来扩大我们的教育规模”。大家就发展小学教育各抒己见，初步确定“以公办小学为骨干办学力量，以民办公助为辅助，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和资源试办民办小学”的普及教育之路。他再次要求教育部门深入农村，走进农户，广泛调查研究，尤其要鼓励民间办学，树立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区的教育事业。

1944 年春，专署教育工作调查组来到吴堡县调查。吴堡县城共有两所完小，自上年教育革新以来，学生在学校所学知识能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学校教育与当前生产相结合，两完小在课余都进行了生产，二完小在上年收获洋芋1800斤，其他蔬菜 800 斤，喂猪两头，解决了教员和住校学生一年的吃肉和四个月的蔬菜。在秋收时，不仅完小，还有许多初小都帮助抗属收割庄稼，得到群众赞誉。1943 年阳历年时，两完小在附近各村演出以生产、拥军、移民、锄奸为内容的秧歌，受到群众欢迎。

随后调查组又来到米脂县东小、女小以及绥德吉镇、义合等地的完小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现，凡是学校教育和生产结合的好的学校，尤其是民办学校，学校就办得兴旺发达，就会受到群众欢迎。教学内容如是传统的单纯文化课，学生在学校所学不能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办学大都会陷入困境，而且也不受群众欢迎。此外，调查组还就各地读报组、识字组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形式展开调查，发现了不少典型经验，如绥德延家川区二乡张家圪崂的识字班，当年共有 22 个娃娃，由张明堂当先生，每天早饭后集合识字，很受群众欢迎。劳动英雄张满忠说：“识字班很好，又能识字，又不误生产。”绥德师范学生刘昌玉在该区后义尚坪办了一个识字班，开始参加人数只有 18 名，后来该村基干自卫军也加入进来，人数增加至 30 名，有人每天最多识 10 个字，最少的 1 个字。识字班还订了《抗战报》和《群众报》各一份，

由先生给学生读报，年底要学会写路条和简单信件。识字班除识字外，每天还上操一次，又计划增加一班女生。

这说明，学校教育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旧框框，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必然会受到群众的欢迎。

1944 年春节刚过，地委专署召开教育讨论联席会议，绥德城内教育界老前辈及各县教育界知名人士参加讨论会。调查组就数月来的调查结果作了汇报。经与会者广泛讨论，提出了“四个结合”的口号：即教育要同劳动结合，教育要同社会教育结合，教育要同政府结合，教育要同家庭结合。拟定了分区教育革新初步方案，在习仲勋、杨和亭等领导的直接参与下，首次明确提出国民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这就为绥德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全区掀起了宣传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热潮。在政府的鼓励下，各种形式的识字组、读报组、大众黑板报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民办公助学校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办学规模。

不久，副专员杨和亭去延安参加边区政府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受到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杨和亭将绥德的教育情况及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的方针作了介绍。3 月 11 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标题，对杨副专员的采访予以报道。文章的主题是学校教育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结合，尤其是要与当前的大生产运动相结合。

《解放日报》的报道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经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引见，毛主席接见了杨和亭。毛主席首先讲到：“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是不适应群众的需要，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随后听取了杨和亭关于绥德分区教育情况的汇报。毛主席接着说：“你们提出的几个结合是新的提法，是重要问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有了这一条，就不会弄错方向。其他问题，当然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绥德地区教育发展方向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是地委领导班子重视调查研究的结果。此后，全区文化教育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44 年夏，习仲勋冒着酷暑，与地委宣传部和专署教育科的几位同志，深入到黄河边上的吴堡岔上完小、佳县螅蜊峪的刘家坪小学进行调查。实地考察后，习仲勋对这两所小学贯彻地委、专署的教育革新运动表示满意。在刘家坪小学，习仲勋与教员张存法就上课的时间分配、教材使用情况（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新教材）、学生接受程度、家长反响等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对张存法的教学态度、教育方式及所取得的成绩大为赞赏。之后不久，《抗战报》记者陈星等对张存法进行了采访，其教学事迹很快见诸于报端。张存法后被评选为分区模范教员，出席了绥德分区文教工作表彰大会。

冬学是开展农村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1941 年冬，仅绥德一县有冬学 70 余处，其它各县情况与之相当。1944 年秋冬，原地委《抗战报》记者陈星调至子洲县委宣传部，被派往乡村领导冬学，他到苗家坪区周家圪崂试办冬学。开始，群众说农民在冬季也有农活，冬学难办。熟悉政策的陈星和村干部商量，把办冬学和冬季生产结合起来，如对村中搞运输的赶牲灵人，让他们把要识的字写在纸条上，编成顺口溜，贴在驴鞍上，路途中边唱歌边识字；拦羊小子早上到冬学领上生字帖，白天上山边放羊边识字，晚上再到冬学学习。有一对夫妻，白天生产，晚上到冬学识字，每人占一块家里的门板练字，互教互学，夫妻比赛。冬学除教识字外，还教珠算、卫生常识，又教读报和扭秧歌，开办冬学形式多样，群众乐于接受并参与。对参加冬学的儿童，让他们自己动手，做一个木制小沙盘练习写字，既节省又方便，同时展开识字竞赛，这样，周家圪崂的冬学很快就红火起来。陈星便把村中开办冬学的情况，写给《抗战报》刊登。习仲勋发现这个典型后，指示地委文工团，让他们派出文化教员予以支持。文工团很快派团员高鹏去村中帮助开展冬学，习仲勋还指示子洲县委总结冬学经验。当年初冬，为了引导全区开办冬学的正确方向，掀起开办冬学的群众性热潮，习仲勋在子洲县考察，并听取了县委关于开办冬学，发展教育的工作汇报，回绥不久写出《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刊登于地委机关报《抗战报》上，11 月 23 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予以转载，成为绥德分区开办冬学的指导性意见。当年冬，全区 1298 个行政村，几乎全部开办了冬学或夜校。

习仲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大文教工作者在教育实践中推行的切实可行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易于发现并得到推广，使全区的文教事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1943 年春夏间，《解放日报》报道了清涧县县长黄静波撰写的新闻稿《折家坪奖励植棉模范两名改过的二流子亦受奖》一文，引起了地委书记习仲勋的注意。不久，清涧县委向地委报送了有关这两名二流子转变过程的详细典型材料。

1942 年秋冬，地委按照上级指示，在区一级政府均成立二流子队，强制劳动，进行改造。但这种强制劳动仅限于清扫所在地公共卫生、修筑道路等方面，并未明确将这个阶层的人纳入大生产运动的行列。从清涧县长黄静波的报道中，习仲勋得到启示。如果让所有的二流子都加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来，不仅能使他们在劳动中得到改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能转变社会风气，促进家庭和睦。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习仲勋关注并重视警区的司法工作。

绥德的新政权是脱胎于国民党政权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作风，或多或少残留旧制度的痕迹。如何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适应新的形势，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不仅是司法机构的职责，也是地方党委重视的问题。1943年 4 月，在全区司法工作会议上，地委书记习仲勋就如何加强司法工作作了题为《司法工作要重视对人的改造》讲话，强调司法工作要为大众服务，要为群众办事，司法机关要成为民主政权的坚强保障。并就健全各级机构，稳定司法队伍，提高业务水平，落实机关办公场地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他还号召司法工作者注重调查研究，以事实为根据，以规章制度为准绳，秉公执法。新闻工作者多予关注司法工作，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发挥表率作用。

会后不久，习仲勋考察了绥市二流子戒烟所，详细听取了所长马一池如何将这些社会寄生虫改造成新生者的介绍。习仲勋对绥市戒烟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赏。随后，《抗战报》记者予以大篇幅的连载报道，在民众中引起反响。很快，全区掀起了改造二流子的热潮，绥西老君殿、周家硷，绥德田庄、沙滩坪、清涧石嘴驿等区政府二流子改造成绩显著，社会风气大为好转，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大生产运动。短短数月时间，全区的二流子改造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抗战报》记者韦君宜调查采写了大量各地改造二流子的典型报告，其中《警区二流子的改造》被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

沙滩坪区郝家桥乡是全县的模范乡，大生产运动开展以来，全乡共清理出二流子 16 个，当年即改造好 10 人。而模范村郝家桥的 3 个二流子，全转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全乡改造二流子做出了表率。

1944 年 10 月，分区的文教会议结束后，地委召开绥德分区司法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强调司法工作要替老百姓服务，为广大民众服务，稍后即刊登于《抗战报》上，随后《解放日报》也予以转载。在习仲勋的重视下，警备区的司法工作得到加强，得到边区政府的褒奖。全区还涌现出不少民间民事调解模范，如绥德义合的郭维德、佳县的高加绍、清涧的曹月浪、刘兆林、史文秀等，他们还参加了 1944 年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劳模表彰大会，荣获民间调解特等劳动英雄奖。绥德犯人延修文被评为模范犯人，绥德县公安局看守所被评为模范看守所。佳县古木区二乡大捎墕村61 岁的老洋烟鬼刘生彦，经政府教育改造后，改邪归正，重新回归受苦人的行列，1943 年秋收后，收获了不少粮食的刘生彦，给区政府送来 3 升新黄米说：“我的务正过好日月，全凭公家的号召，我忘不了公家的好处，所以给你们送来新黄米。”有 30 多年历史的二流子李书春，经一年的改造和教育，转变成一名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好受苦人，1944 年春还被评为佳县劳动英雄。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计划帮助村里 5个二流子转变，使他们尽快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抗战胜利前夕，全区共改造二流子 1547 人，改造好 1337 人；改造巫神 225 人，改造好 178 人。有力地扭转了社会风气，促进了大生产运动，支援了抗战事业。

习仲勋还十分注重培养青年干部的调查研究能力，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培养这一能力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一名党的干部成长的必经途径。

郝家桥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找来在绥德专员公署建设科工作的任楚，了解他在绥工作情况，任楚向习仲勋汇报了他来绥后的情况，谈到自己在基层工作多次碰壁的经历，认为在农村搞工作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简单。习仲勋对任楚说：“基层不会屈才，你年轻，有干劲，这是你的特点，但要记住，工作不是仅凭这些，要多动脑，多思考，才能少走弯路。”还说：“做基层工作说难也易，只要你深入，深入就好办，做群众工作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当群众的老先生，工作上虚心，群众就会跟着你干”。

1942 年春，21 岁的任楚从延安来到绥德，被分配在专署四科任科员。任楚曾在延安中央印刷厂工作，其父任作民生前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病逝延安，是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的堂兄。任作民病逝后，任弼时将任楚派往绥德。习仲勋上任绥德前，任弼时曾嘱托他，让习仲勋多派任楚到农村去锻炼。

郝家桥调查前，任楚曾去过几次郝家桥，调查过该村的棉花种植情况，对村中的情况比较熟悉。郝家桥调查时，习仲勋让任初参与调查，负责村中劳动英雄的典型材料收集整理工作，让他进一步熟悉农村情况。不久，绥德专署安排任楚等几名同志去米脂县搞农村调查。出发前，习仲勋对任楚等几个青年说：“先了解一下米脂的基本情况，不要急于下去，心里有数了，才能在调查中做得更深更细，调查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调查结果才会更有指导性。”接着又说：“下去以后，还要注意多与县委的同志学习沟通，多向县委的领导汇报，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光往农村跑，基层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场所。”半月后，习仲勋特意阅看了任楚的调查资料，并对又要去米脂的任楚等说：“调查工作一定要细致，要有目的和针对性，不能为完成任务而去。”习书记的关心，引起了这几个青年干部的注意，他们又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进行蹲点，考察该村在“三三制”政权下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情况，还与村干部一起参加农业生产，了解到杨家沟村各阶层占有土地及租佃关系的真实情况。回到所在区委后，写出了一份超过两万字的关于贯彻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农村调查报告，为地委适时调整土地政策，繁荣地方经济，改善群众生活，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1944年春，在占有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任楚又完成《绥德农作法四种值得各地研究采用》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系统地总结了绥德农作法精耕细作的地域特点，推动了全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习仲勋等地委领导的表扬和鼓励。

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社将记者海霞、林坚、田方派驻绥德分区。习仲勋去郝家桥调查时，记者田方随行采访，并参与了其中的调查活动。郝家桥调查结束后，地委、专署大量干部被派往区乡及各机关单位领导生产，于是习仲勋指示熟悉郝家桥情况的田方，让他多采访多报道郝家桥和绥德在大生产运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多调查研究绥德的情况。于是，遵照习书记的嘱托，田方数次深入郝家桥，先后累计蹲点郝家桥两月余，完成新闻稿件 10 余篇，撰写大量有关郝家桥和绥德农业生产的调查材料，全部刊登于《抗战报》，其中包括《马丕恩在召唤》、《炭窑》、《农作法的模范》、《心声》、《郝家桥移民问题》、《刘玉厚的光辉》、《绥德分区改良农作法》、《家庭会议》、《今冬移民工作》、《周家硷合作社》、《教育家马济川》及大量有关绥德分区文教运动和“抢救运动”方面的报道和调查材料。

1943 年盛夏，绥德分区和县级各机关大量干部去领导夏锄夏收工作。而这个时期是各种农作物生长的关键季节，也是充分施展农作法技艺的关键期。为了补充郝家桥后续调查人员的不足，地委书记习仲勋将他的秘书，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刘稚农叫来，吩咐他说：“眼下人手紧张，你明天去郝家桥，协助邹文宣等搞农业调查。郝家桥已选出了锄草英雄，讲究和擅长农作法的好受苦人不少，你下去调查后，总结郝家桥农作法的典型经验，以便更好地展开劳动竞赛，提高粮食单产，实现今年粮食丰收。有什么困难多向邹部长请教。”

遵照习书记的指示，刘稚农蹲点郝家桥近两月，在乡、村干部及邹部长的帮助下，完成了 5 千余字的《王德祥谈务庄稼》一文，全面系统总结了郝家桥好受苦人王德祥在春耕播种、锄草及收割和选种等多个环节中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是王德祥从事农业生产近 40 年的心得和经验总结，也是他不断学习前辈们的耕作经验而又经自身长期实践的科学总结，堪与绥德延家川区刘培润的深耕细作农作法相媲美。同年八月初，地委《抗战报》即刊登了刘稚农的这篇文章，王德祥务庄稼的秘诀很快被人们所认识和效法。

习仲勋在绥工作期间，很多从延安派来的青年干部，得到习仲勋等地委领导的关爱，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调查研究这门基本功，不仅推动了警区的各项工作，也促进了个人的成长。（编辑：李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