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当天，我在岳父家的院子里，不断的将兜里香烟递给周围陌生的未来亲戚，这些人不是妻子的姑舅，就是妻子的两姨，但毕竟都还年轻，我们有共同的话题，让我局促的心里有所放松。

“你是党员吗？”当我正在与未婚妻的一个姨哥聊天时，一老太婆突然横在我的面前，以审视的眼光看着我。

听到问话，我本已放松的心立即又提到了嗓子眼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打乱了我默默彩排过的无数种场景。订婚前，大伯说订婚时岳父家肯定会问许多问题，让我脑子过一遍可能要问的问题以及怎么回答。我也感到此关卡的重要性，因为岳父家人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他们问，我回答，回答的好了，人人夸赞；回答的不好，我便就此在妻家落下了“不行”的“门面”。所以我对大伯的话非常重视，除了自己能想到问题外，还问了好几个结过婚的“过来人”，后来放心不下的我又到网上查找了好多例证。当天行走在订婚的路上，虽然对妻家人的提问有所担心，但也自信满满，会有什么问题能难倒我呢？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老太婆会突然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脑子迅速转了一圈，我还是感到纳闷，没有搞懂对方问这个问题有何用意，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算完美。

未婚妻看到我的窘态，忙走到我的跟前笑着说：“这是大姨，一个老共产党员。”

这时，我才注意到大姨穿着的黑色棉袄左前胸别着一枚红色党徽，我伸出双手赶忙握住大姨的手，说道：“大姨，我是未来的共产党员。”

“好，好，小伙子还不错，有觉悟。共产党好，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共产党的干部，就要当共产党员”，大姨见自己的外甥女到来，又遇我这么一回答，言语上也瞬间柔和了许多，可后面的“共产党好，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共产党的干部，就要当党员”一时让我的头又大了，我当时没有入党，对“共产党员”没有太多概念。心中忙盘算着如何接住大姨的这句话。

“大姨，咱们回房子吧，外面太冷了。”未婚妻边搓手边将大姨拉回了房子，我心中紧绷的弦才得以放松。看着大姨被妻子拉入房子的背影，我对大姨莫名的升起了几份敬意。

婚后拜年，是陕北的风俗习惯，我和妻子也不例外，正月初三，我和妻子走入大姨家。大姨家比较破旧，家具摆设已是年久失修，一个衣柜的柜门已失去了“门”的作用，孑孓的立在一旁，一张榆木方桌已是裂缝丛生，裂缝中污垢横陈，条条缝隙彰显着年代久远和主人的生活贫困。

大姨招呼着我俩，我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就在屁股挨上椅面的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哎，小心——”大姨的话还没说完，我已随椅子零落的部件哗啦一声一起倒在了地上。

我站起后，大姨忙问我看伤着没有，见我没事后，大姨才不好意思的说：“这椅子快有二十年了，让你姨夫去换，你姨夫懒的不听我的话。”

我知道大姨这是皮面话，订婚后妻子给我讲了大姨家的基本情况。

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军人是一种至高的荣誉，尤其在农村，大姨就是这个时候与退伍军人大姨夫结婚的。婚后两人以务农为生并生有三子，生活上比较清贫，三子长大成家后相继离开农村。大姨和大姨夫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人的体力也已无法从黄土中谋生，在三个儿子的张罗下来到城里。两人的生活费用除了子女每月的少量供给外，大姨夫还找了份打扫卫生的活计，每月收入一千余元，除去家庭一切开销后，两人的生活过的也是勉勉强强，没有结余来解决家具的问题。

“大姨，您是老党员了吧？”看着大姨因椅子的事而难堪的表情，我便岔开了话题，指着大姨棉袄左胸前的党章问道。

听到我聊党员的事，大姨脸上的难堪一扫而散，说话也有劲了许多。

“是啊！我是我们村子第一个党员，第一个妇女主任，第一个县委委员......”说着说着。大姨的脸便红润了，皱纹也似乎渐渐的舒展了。大姨在绘声绘色的描绘着当年自己的党员精彩风光，我和妻子静静的听着，小小的房子，破旧的衣柜、椅子也在静静的听着，我们像一个整体，都沉浸在大姨的党员历史中。

在不知不觉中，我看到大姨手中多了一红皮小本。大姨将小红本递给了我，红本整体显得旧而干净，四边虽有破损，但也是极小的“伤痕”。我看到红本皮上有金色的“党员证”三个字，三个字上面是一个金色的镰刀斧头的共产党的标志。我谨慎的翻开大姨的党员证，里面的纸质粗糙，纸的颜色略显黄，第一页上的大姨的名字是用钢笔书写而成。在细致的翻阅后，我将党员证递给大姨。这时我才看清楚，大姨床上放着一块红色的方丝巾（在我和妻子到来之前，大姨可能正在观摩自己的党员证），大姨将党员证轻轻的放在丝巾中央，两手捏起丝巾的两边，认真的用丝巾将党员证包裹了起来，直至包裹成一个精致的小方块，才走到衣柜跟前，将小方块放进一个红色铁盒子，随后用手拿着装有党员证红色铁盒，放进衣柜深处。大姨包裹党员证的过程，轻而细致，就像包裹自己的宝贝一样。这个过程让我陷入了沉思：共产党给了大姨什么？大姨为何对党员证如此珍重？

“想什么呢？”直到妻子这么一问，才将我从沉思中拉了出来。

“大姨，你为什么对党员证如此重视？”我问大姨。

“你们这一代人享福了，我们那代人受苦了啊。我是1950年出生的，从我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对我讲，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个生命。因为就在共产党解放新中国之前，我们这一带马匪成灾，时不时就有人倒在马匪的刀下。我父母每天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有几次差点成了马匪的刀下鬼。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父母才开始过起了安稳日子，也就有了我。可那时候穷啊，国家穷，人民穷，就连黄土地都“穷”的长不出青草。我是在饥饿中长大的，我亲历过那时的苦，那是真苦啊。后来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你看看，你看看，我虽然没钱，可我不愁吃，不愁穿，再也没有饥饿的感觉！”大姨越说越激动，并用手对着自己的身体、家里的米面比划着。说完，大姨两眼温柔的看向胸前的党徽，并用两只手捂住党徽，轻轻的摩挲着。

那天，我和妻子离开大姨家时，天是蓝的，风是轻的，对面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是招展的，世间一切都是从未有过的美好，我牵着妻子的手，满怀希望的向前走。（编辑：李进军）